来自 军事评论 2019-05-14 01:21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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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红军授衔隐私,老上级周士第为啥仅授中校

陈毅林彪都是元帅 老上级周士第为何仅授上将衔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陆海空三军大授衔,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一座丰碑,在我军军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在首次实行军衔制之后,这个制度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众所周知,我军在1955~1965年和1988年至今两次实行军衔制,这两次军衔制都设有大校军衔,而不曾有过准将军衔。这是为什么呢?

核心:南昌起义时的核心主力部队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是周士第。当时,周士第麾下有后来的两位元帅——陈毅和林彪只是下面的连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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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校与准将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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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授衔仪式现场

  要说大校和准将,既相同也不同。相同的是,都是少将和上校之间的一级;不同的是,大校是校官,准将是将官。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准将也不完全是将官。从世界各国军队看,准将在其军衔等级体系中所处位置,大致有两种类型:

开国上将周士第

由于首次授衔时,评衔条件掌握较严,又盲目听取苏联顾问建议,根据苏联的经验,在首次授衔时,军衔应尽量压低。

  第一类,将官的最低一级。如美国和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以及亚洲的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伊朗、以色列、土耳其,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突尼斯,美洲的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军队,其准将军衔标志显然属于将官系列,是将官的最低一级。

1955年授衔时,周士第的两位老部下陈毅、林彪都是元帅,而他只被评为了上将,这是为什么呢?

所以,1955年4月1日总干部部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中规定评定军衔“授予军官军衔时,一般不得高于编制军衔,但可低于编制军衔一级至两级”,“一般以不低至其编制军衔三级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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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不说与周士第曾经有段时间脱党有关系。

1955年授衔后,就存在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实际军衔普遍低于编制军衔一到两级的现象,如军长、师长的编制军衔应该分别为中将、少将,而当时66名在职的军长、军政委,被授予中将军衔以上的只有8人,仅占12%;73名在职的师长、师政委,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只有3人,仅占4%。

  美国陆军将官军衔:五星上将、上将、中将、少将、准将 本文图片均来自中国军网微信公众号

周士第的资历着实显赫,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是我党第一支武装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队长,24年的老党员,然后去了叶挺独立团,北伐中任叶挺独立团先锋营营长,是“北伐先锋的先锋”,而且还代理过独立团团长,是叶挺手下第一悍将。

而副师、正团、副团、正营职军官绝大多数分别被授予上校、中校、少校、大尉军衔,可以说,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基本不相匹配。

  第二类,校官的最高一级。这一类型的国家也不少,主要是英国和英联邦国家以及一些西亚、北非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埃及、摩洛哥、苏丹、肯尼亚、尼日利亚、乌干达、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军队,其准将的军衔标志明显不属于将官系列,而是校官的最高一级。(也有人认为,英军的准将既不是将官,也不是校官,是单独的一级。)

南昌起义时的核心主力部队——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是周士第。当时,这个周士第的麾下有后来的两位元帅——陈毅只是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指导员,林彪是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的连长。

1956年11月,也就是军衔制实行一年以后,国防部又发出《关于严格控制提拔干部的通知》。随即干部军衔的晋升基本停止,使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的情况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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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全线溃败后,朱德、周士第、李硕勋(李鹏的父亲,25师党代表)等指挥残余部队流动。在此过程中,大部分干部认为小股部队不能承担革命的重担。李硕勋离队后党中央派他去海南从事地下工作,壮烈牺牲。周士第去了香港,后来因为养伤,去了南洋,脱离了党组织。周士第脱党后,参加了一系列的反对蒋介石的民主活动,但始终没有什么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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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陆军军衔:元帅、上将、中将、少将、准将。其将官标志为交叉的权杖与指挥刀,而准将显然不在将官系列。

周士第、李硕勋离队后,朱德掌握了叶挺独立团发展起来的这支部队,在两个副团级干部陈毅、王尔琢的协助下,最终走上井冈山,建立了井冈山朱毛红军红28团,成为“红军之父”。

1957年至1959年,少将以上军衔除了零星补授几个以外,没有一名晋升者;全军师长、师政委中,只有2.5%的少将,大校占37%,上校占57%,还有%的中校,%低于编制军衔;团级以下的情况更是如此。

  从这一点看,这些国家所谓的“准将”与大校没什么区别。那么,这里实际上还涉及一个翻译问题。

1933年,周士第参加了19路军的福建反蒋事变,并与红军发生了联系,提出了归队要求。当时的中央以贺龙、聂荣臻的名义复信邀请周士第归来。

这样,军衔制实行了四年之后,由于军衔晋升制度执行得不严格,多数军官的军衔不能正常晋升,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的现象有增无减。

  准将的英文,一般认为来源于法语“旅-将军”,由“旅长”和“将军”组成。其实,“准将”的英文也有不同的词。目前,美英军队“准将”的英文有以下几种:

福建兵变失败后,周士第辗转加入了红军,并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长征。

不过,中央军委已经意识到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的情况。

  brigadier general 美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准将;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贺龙邀请,周士第取代李达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参谋长。1937年红军大改编后,周士第是八路军120师参谋长,李达则接任了129师参谋长。

为了扭转这种现象,1959年11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调整干部军衔及别的指示》,规定符合下列条件者可晋升军衔:少尉至上尉,军衔明显低于所任职务者;

  commodore 美、英海军准将(分舰队司令官);

解放战争时期,贺龙的晋绥军区的部队,一部分西进陕甘宁归彭德怀指挥,后来发展为西北野战军,一部分南下归徐向前指挥,发展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周士第是徐向前的主要副手,任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大尉至上校,1955年授衔后未调整者,或虽调整过,但在同级干部中明显偏低者;政治进步、德才优秀,有突出成绩者;因历史错误降低授衔,现已改正,并经考验者;因历史问题降低授衔,现已查明的或属于一般问题者。

  brigadier 英陆军准将(旅长);

太原战役后,徐向前进京担任总参谋长,周士第担任华北一兵团改编的归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大进军时期,周士第的18兵团在贺龙亲自指挥下过黄河、越秦岭,纠缠住胡宗南不放,最后一举解放了成都。

1960年,校、尉军官晋升军衔的工作进行完毕。1961年,由大校晋升少将的工作也开始大规模进行,约45%的军官晋升了军衔。但少将以上将帅的晋升工作仍然没有启动。

  air commodore 英空军准将(飞行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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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由大校晋升少将军衔的人员共218名。

  我们所说的大校军衔,即汉语“大校”,世界上只有极少国家设有这一军衔。大校这一军衔,应该说是朝鲜的首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人民军于1948年建军时即实行军衔制度,设置了大校军衔,是副师长的编制军衔。

周士第上将

1962年和1963年授予与晋升少将军衔的人员共15名。

  越南人民军1958年实行军衔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军衔制为蓝本,也设大校军衔,校官为4级;但于1982年取消了上校军衔,校官为大校、中校、少校3级;1990年又恢复了上校军衔。

新中国成立后,周士第担任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64年2月,总政治部提出:今后,除上校以上军官晋级由总政治部统一安排外,少尉至中校,凡军衔晋级期满,其军衔低于所任职务的最高编制军衔,德才较好的,均可按时晋升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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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6月30日,周士第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

符合提前晋升军衔的,可提前晋升军衔。据此,1964年又晋升了一批少将。

  越南人民军边防部队大校肩章

共和国首次将帅授衔的最大遗憾:军衔过于压低

4月1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授予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李如洪少将军衔。李如洪是我军“五五式军衔”时期授衔的最后一名将军。

  国际上大校的英文翻译通常是Senior Colonel,字面意思是“资深的上校”或“高级上校”,这说明还是将大校视为校官的。但是在某些场合,也是将我军的大校与准将列为一格的。如“太平洋地区高级军官后勤论坛”代表资格,美、澳等国为准将以上,我军为大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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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旅大警备区炮兵司令员巫金锋,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巫金锋是我军“五五式军衔”时期晋升的最后一名将军。

  战争时期我军两次拟实行的军衔制既无大校也无准将

毛泽东给元帅们授衔

1964年授予与晋升少将军衔的人员共320名。

  战争时期,我军没有普遍实行军衔制度。但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和抗战胜利后,我军曾两次酝酿在全军范围内实行军衔制。这两次拟议的军衔等级,都是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衔级设置的,其中军官军衔为3等9级: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都没有准将和大校这两衔。

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实际军衔普遍低于编制军衔。中央军委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全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供探讨、分析、研究的话题。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陆海空三军大授衔,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一座丰碑,在我军军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至此,五五式军衔期间的少将授衔、补授、晋升工作全部完毕,共授予、补授、晋升少将136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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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以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此时,晋升的少将工资级别一般为行政九级。

  国民党军队的军衔制基本上是沿袭了北洋政府时期的军衔制。中国近代军衔制起源于清末新军,1905年新军按照西方军官军衔的三等九级制,取代旧的官阶制度,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衔(军阶)制。其后历经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时期,除了军衔称谓上多次调整,军衔等级结构基本上变化不大,军官衔级都是三等九级,不管称谓如何,都没有相当于准将和大校这两级军衔。

由于首次授衔时,评衔条件掌握较严,又盲目听取苏联顾问建议,根据苏联的经验,在首次授衔时,军衔应尽量压低。所以,1955年4月1日总干部部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中规定评定军衔“授予军官军衔时,一般不得高于编制军衔,但可低于编制军衔一级至两级”,“一般以不低至其编制军衔三级为原则”。

虽然军官晋升的更加合理的规定出台了,但是这个合理的规定显然有一种“迟到了”的感觉。因为,它提出不久,“五五式军衔”制就已走向了自己的归宿。

  我军战争时期这两次拟议的军衔,为什么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呢?这是当时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抗战初期是因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已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抗战结束后是因为根据《政协决议》中“军队国家化”的规定,军队准备整编为“政府军”,因此在等级上须与国民党军相一致。但是,由于受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我军历史上两次酝酿实行的军衔制度最终都未能实现。

1955年授衔后,就存在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实际军衔普遍低于编制军衔一到两级的现象,如军长、师长的编制军衔应该分别为中将、少将,而当时66名在职的军长、军政委,被授予中将军衔以上的只有8人,仅占12%;73名在职的师长、师政委,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只有3人,仅占4%。而副师、正团、副团、正营职军官绝大多数分别被授予上校、中校、少校、大尉军衔,可以说,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基本不相匹配。

从60年代初开始,林彪大搞“突出政治”,军衔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建军原则和法规,与大的政治背景相冲突,而遭到非议。

  1952年我军酝酿军衔方案时曾考虑设准将

1956年11月,也就是军衔制实行一年以后,国防部又发出《关于严格控制提拔干部的通知》。随即干部军衔的晋升基本停止,使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的情况进一步加剧。1957年至1959年,少将以上军衔除了零星补授几个以外,没有一名晋升者;全军师长、师政委中,只有2.5%的少将,大校占37%,上校占57%,还有%的中校,%低于编制军衔;团级以下的情况更是如此。这样,军衔制实行了四年之后,由于军衔晋升制度执行得不严格,多数军官的军衔不能正常晋升,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的现象有增无减。

在客观上,由于受苏军“一长制”影响,我军制定编制军衔时,过分强调主官军衔,有过一些不合理的规定。一是副职编制军衔同于或低于下一级正职。

威尼斯国际官方网站,  我军首次军衔制是1955年开始实行的,但准备工作在几年前就开始了。

不过,中央军委已经意识到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的情况。为了扭转这种现象,1959年11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调整干部军衔及别的指示》,规定符合下列条件者可晋升军衔:少尉至上尉,军衔明显低于所任职务者;大尉至上校,1955年授衔后未调整者,或虽调整过,但在同级干部中明显偏低者;政治进步、德才优秀,有突出成绩者;因历史错误降低授衔,现已改正,并经考验者;因历史问题降低授衔,现已查明的或属于一般问题者。

如1955年编制军衔规定:副军长与师长编制军衔相同;军副参谋长军衔低于师长;师副参谋长军衔低于团长等等。二是机关干部编制军衔低于同级部队干部。

  1952年冬,我军有关部门即开始着手研究军衔制的具体事宜,将军衔等级拟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1952年11月26日,军委总干部部在向毛泽东主席并中央军委关于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报告中说,对于军衔等级的设置,总干部部和苏联顾问的共同意见是设6等20级,这一军衔等级系列,与苏联当时实行的军衔制基本一致。

1960年,校、尉军官晋升军衔的工作进行完毕。1961年,由大校晋升少将的工作也开始大规模进行,约45%的军官晋升了军衔。但少将以上将帅的晋升工作仍然没有启动。

例如,同是正师级的总部下属处长、军兵种二级部长和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编制军衔低于师长。

  当时总干部部与苏联顾问还有一个问题意见不一致。总干部部认为“少将与上校之间拟有必要增加‘准将’一级”,主要理由是我军当时军、师干部共分6个等级,即:正军、副军、准军、正师、副师、准师。这样,势必出现:“将较弱的军长和副师长都合并为少将一级,在这一级内存在的悬殊很大”,如增加准将一级,即可解决这一矛盾。但苏联顾问持异议。苏军没有准将军衔,少将之下是上校,苏军的副师长通常为上校。如果我军设准将,副师这一级一般可授准将,在两军交往中会对苏军不利。可见,总干部部主要是从我军实际情况出发,而苏联顾问考虑更多的是两军军衔设置完全对等(至少不能高于苏军)。由于对这一问题总干部部和苏联顾问未取得一致意见,总干部部呈请军委裁定。

1961年由大校晋升少将军衔的人员共218名。

还有一些基层技术军官的编制军衔定得过低过死,如司药、护士长、化验员等,编制军衔少尉,条件再好也不能晋升中尉。这些规定显然不符合解放军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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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和1963年授予与晋升少将军衔的人员共15名。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许多将领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的东西,不符合我军的实际,尤其对编制军衔提出了质疑。

  前苏联陆军上将至少校肩章,少将之后即为上校。

1964年2月,总政治部提出:今后,除上校以上军官晋级由总政治部统一安排外,少尉至中校,凡军衔晋级期满,其军衔低于所任职务的最高编制军衔,德才较好的,均可按时晋升军衔。符合提前晋升军衔的,可提前晋升军衔。据此,1964年又晋升了一批少将。

余立金中将等6位空军将领在联名小字报上写道:“从颁布编制军衔以来,事实上没有实现。原因是,不完全符合我军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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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授予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李如洪少将军衔。李如洪是我军“五五式军衔”时期授衔的最后一名将军。

因而,根据目前情况,我们建议取消编制军衔。”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中将说:“削足适履的编制军衔应改变。”总后勤部副部长饶正锡中将说:“请考虑可否取消编制军衔的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印

10月3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旅大警备区炮兵司令员巫金锋,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巫金锋是我军“五五式军衔”时期晋升的最后一名将军。

另外,军衔的种类和称谓比较繁杂,不好记忆。根据规定,海军海上军官及技术、军需、军医、兽医、军法、行政军官的军衔名称前,均冠以军种或专业勤务名称,构成这些军官的军衔称谓,如“海军少尉”、“技术上尉”、“军需中校”、“军法上将”等。

  1955年军衔制最终设了大校而未设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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